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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大鼓书
发布时间:2012-11-19 8:48:15

    一、罗山大鼓书的渊源
    罗山鼓书属豫南大鼓,在说唱艺术四大门类中属于又说又唱的门类。有南、北口之分。南口,左手持镰,右手击鼓。北口,左手打筒板,右手击鼓,一般一人演唱,以间奏、击节。正本演唱前,先加唱一段,叫“书帽”,起定场作用,一般与正本节目无关。说唱时,艺人辅以各种手势、动作、语气、表情,以强化说唱放果。时或加以道白,多用豫南方言,是文艺百花园中一束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奇葩。说鼓书的艺人,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农忙务农,农闲从艺。鼓书艺人一般在农闲时白天赶集设场说唱,夜晚串村入湾说唱,不受时间、场地和道具等条件的限制。
    罗山鼓书无固定脚本,多是师傅口头传授,或者艺术根据故事梗概,自编话词说唱。内容多是些演义、剑侠之类的传统书目。经常流行的有《七剑十三侠》、《九剑十八侠》、《荒山仙侠》、《峨眉剑侠》、《江湖奇侠》、《五女兴唐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114部中、长篇曲目。1949年罗山解放后,为了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说新唱新,也改、移植了一些现代曲目,如《中秋节暴动》、《大破西河镇》、《智取河口镇》、《闹瓜园》、《血泪仇》、《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红岩》等40多个。
    罗山鼓书的历史渊源,与道教有关。据《辞海》记载:元,道教全真北七真之一邱处杭,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西霞人(今属山东省),他潜修于龙门山(今河南洛阳伊河岸边),形成龙门派。又据光山县净居寺一石碑记载:“龙门百字派”与当今罗山艺人的排辈是相一致的。如鼓书艺人张古诚、周友诚、王诚斌等,他们都是“百字派”中的第24派,即“诚”字派。从师承关系看,可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公元1847年),北方艺人陈黑皮从正阳到罗山孙朝门(今属庙仙乡)卖艺,收当地农民孙立金为徒,后来孙立金又收城郊龙桥(今竹竿镇)康胜国为徒。康又于1918年收张古诚为徒,这四代艺人相传的时间距今已有160多年了。
    罗山鼓书还有另一种形式叫“评书”,又名评词,说者一人,只说不唱。表演时以醒木(惊堂木)作道具,以加强气氛喧染。民国期间,评书艺人社会地位卑微,收入不足养家,操此业者极少。演出唯一地点在县署门前西侧监道口。民国10年至20年间(1921一1931年)评书艺人李春亭(清末秀才,原籍周口,在开封相国寺以说评书为生。其妻籍隶罗山,晚年迁居罗山县城)说书艺术富有魅力,冠绝一时,被称于世。其特点,注意语言的艺术性与趣味性,并不时穿插妙语、笑话;讲究“关于”大小相连,丝丝入扣;对原著主要情节进行加工,并丰富发展一些情节;对塑造人物形象,尤能曲尽其妙。后继者邵古儒(京剧票友),技艺略逊于李春亭。至抗日战争期间,受战乱影响,时演时辍。建国后,评书重新兴起,以60年代中期为盛。“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禁演,不久得到恢复。1985年后,听众欣赏兴趣逐渐转向电影、电视、录像等,评书说演技巧未能作出适应性的改革和创新,听众日益减少。
    二、罗山鼓评书的兴衰
    解放六十多来,罗山鼓评书演变情况,大体上可说是“两起两落”。就时代划分,可分为四个时期。
    50~60年代初,为兴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党和政府对曲艺工作十分重视,并加强了领导和管理。50年代初,县文化馆对全县鼓书艺人进行了调查登记,多次召开会议,组织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的演唱水平,地区行署还两次举行曲艺汇演(即1956年一次,1957年一次)。1962年12月,县召开了民间艺人代表大会(包括鼓书、皮影),成立了“罗山县曲艺协会”,制订了曲艺协会章程。各乡镇还建立有曲艺协会小组。同时,县文化馆还组织力量对传统曲目进行搜集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书帽”和现代体裁的长篇曲目,如创作的“书帽”《浪子回头》、《劫刑车》、《田金莲劝夫》、《拦花轿》;长篇曲目《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等。大鼓书成为活跃当地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的一大精神食粮。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低谷时期。在这段时间内,鼓书被视为封资修“黑货”,遭到禁锢,禁止说唱。有的大鼓、链子被没收,脚本被烧毁,不少鼓书艺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大会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县文化馆曾一度被砍掉(后于1969年恢复),全县境内鼓书说唱活动几乎消声匿迹。其间,虽然在1969年恢复了县文化馆并开始组织力量搜集、整理、创作鼓书脚本,召开曲艺工作座谈会,号召说新唱新。1974年文化馆还组织一支8人的“鼓书说唱队”在全县农村巡回演出,但同时又“约法三章”:只许唱新的,不许唱旧的,只许照本唱戏,不准信口开河,乱说乱唱等等。由于清规戒律多,束缚了艺人的思想和手脚,阻碍了罗山鼓书的活动和发展。
    1977年~1986年,为复兴时期。1976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拔乱反正,重申了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肃清了“四人帮”在曲艺界的流毒和影响,对强加在鼓书艺人头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昭雪平反。1979年11月,县文化馆召开了全县曲艺人员大会,传达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号召鼓书艺人进行登记,恢复演唱活动。1980年,召开县民间艺人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曲艺协会,选举王长俊(当时文化局长)为协会主席,钱运祥(当时文化馆长)、林之梅为副主席。对鼓书艺人进行了艺术考核,发给演唱证书。县文化馆编印了《曲艺说唱专辑》,为鼓书艺人提供说唱材料。从此罗山鼓书又恢复了生机,在全县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发展进来,鼓书艺人的人数也有很大的发展。
    1987年~2011年,为衰落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艺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加之,电影在农村的普及,电视、录相的日益发展,人们对鼓书就感到贫泛、单调、不那么有趣了,听众越来越少(在部分老年人中,演艺水平高的,听众仍多)。同时,党在农村的富民政策入心入脑,使人们的世俗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商品经济观念强了,求富的心切了。农闲季节,广大农民再不是赶集上店听书看戏,而是经商、从工、发展家庭副业、致富。就连说书的艺人也感到说书无油水可捞,而弃艺从工、从商。或另就他业。这样一来,说大鼓书的人锐减。既使有少数鼓书艺人继续坚持游乡说唱,也无人接待(艺高者,才有人待之)。
    三、罗山大鼓书的复兴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深刻分析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罗山县地处豫南,与鄂皖接壤,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之称。近几年,该县把发展县域文化品牌与发展文化产业有机结合,不断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加快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独特的罗山民俗风情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依托,挖掘潜力,放大优势,重点培植大鼓书、皮影、剪纸、烙画、山歌、舞蹈等新兴产业品牌,使文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经济成为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一是对鼓书手进行调查摸底。由文化部门牵头,对全县19个乡镇的大鼓书演唱高手进行普查,确定了20名大鼓书演唱传承人。这些传承人既是文化生产力的开拓者,又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不辜负当地组织和农民朋友的希望,在继承和发扬地域文化优秀传统、增强和提升地域文化影响力方面承担着光荣使命。二是县里拔出专款,更新鼓书传承人的从艺道具,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走出去传播技艺。这些鼓书手利用农村“三闲”(冬春、夜晚、雨季)走村串乡,把鼓声和唱词带进偏远山乡,有效活跃了山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三是用心整合全县人文、历史和自然资源,围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认真研究文化发展规律,总结推广文化品牌,广泛利用诸如罗山皮影、大鼓书、根雕、歌舞等各类文化优势,着力发展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间文化、生态文化、饮食文化和旅游事业,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罗山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领域,扩大罗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但是,随着戏剧、电影、电视、录像等蓬勃发展,观众审美观念与欣赏趣味随之改变,鼓评书内容、表演与语言艺术陈旧,不能适应听众的欣赏水平,在城镇面临衰退状态。加之鼓评书老艺人大部分谢世,少部分已到耄耋之年,新手迫于生计无心学唱,相继弃艺改行,评书面临消亡状态。但在乡村,特别是文化设施很少的地方,农闲期间仍受到群众欢迎。